不过,我很快就发现了一件怪事,这小卖铺隔三差五的就没有深圳的报纸卖,这是咋回事呢?开始我以为是我去晚了,被人买走了,这么说来,在这里还有和我一样想法的人,那算不算是志同道合者啊?果真如此的话,可以借来看看,就像当初在成贤的时候经常去蹭姚帆的《体坛周报》一样。后来发现不是这么回事,老板告诉我说,这是惠州在搞地方保护主义,刻意不让深圳报纸入境。
那又是什么原因呢?其实很简单,就是因为《深圳特区报》销量太好,而《惠州日报》却无人问津,政府只好出手了,强令规定不准售卖深圳的报纸。可是,卖报纸的也不傻啊,卖你的《惠州日报》,一天卖不出几份,我赔钱赚吆喝啊?你既然这么乱搞,我也不怕,上有政策,下有对策,我就给你来个暗度陈仓好了。他奶奶个腿的,这算是什么事啊。
7月23日,我在第26版发现了一个加拿大公司的招聘广告,招外贸跟单员,要求英语流利,外贸专业。简简单单两行字,并没有其他的什么特殊要求,我觉得这个很合适啊,就把简历寄了一份给龙华镇创艺礼品厂行政部胡丽丽小姐。
24号报纸没有来,25日在报纸夹缝里发现一家石岩的工艺品厂招聘业务跟单员,要求英语听写流利,待遇优厚。下午下班的时候,趁着办公室的人都已经离开了,我跑了上去,趁机把简历给传真了过去,又怕万一对方没有收到,那就白费力气了,所以我又传了一遍才离开。
28号上午,我正在车间上班,忽然接到了一个来传呼,我一看区号是彭城的,哎?老家谁呼我啊,第一反应是苗榫打来的,可是平时都是我有事联络他的,他找我能有什么事呢?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,难道是我时来运转,文华大厦那家西萨摩亚公司通知我上班了?
哈哈,虽然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,我都几乎快忘记这个茬了,可是有没有这种可能呢?就是他们发现之前招进去的人不适合这份工作,甚至还不如我,也懒得再去重新招聘了,于是就想到了我呢?越想越觉得我这个思路既合庆又合理,绝对有这个可能的,不禁略微有些小激动。
其实是我内心深处已经厌倦了现在的工作,在心底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离开这个地方了,所以才会有这种想法,才会胡思乱想的。管他结果是怎么回事,我得先去回个电话啊,不过这是上班时间,又不能跑出去,只能去办公室了。于是,我招呼汪荣华一声,让他帮我看一下机器,便向办公室跑去。
路过经理办公室的时候,我迅速的瞄了一眼,发现李经理果然又出去了。我偷偷的跑到云丽那里,轻轻的叫了声,云姐。
云丽抬头一看是我,面带微笑,问道,有事吗?
云姐,我家里人有事找我,您看我能不能借个电话用一下?
云丽合上手里的文件夹站了起来,指着她桌子上的电话说,我正好要去仓库核对资料,你就在这里打吧,打外线先拨九,听到“滴”的一声后再拨号码。
嗯,好的,谢谢您,云姐。
别客气,打电话时候小声点,用完赶快回去,别让其他人看到了。说完,她嘴巴朝旁边一撇,给我使了个眼色。
我立马明白了她的善意的提醒,小声说道,好的,我明白,云姐,您慢走。
看着云丽消失在视线中,我左右瞅了一下,看到没有人注意我,连忙缩在椅子里,趴到桌子上,拨通电话小声的问,喂,请问是哪位呼我?
二哥,二哥,是我啊。话筒那头传过来一阵急促的熟悉的声音,我一下子就听出来了,是妹妹,是妹妹。
小妹啊,你现在在哪里啊?成绩出来了吗?考得怎么样啊?家里都还好吗?
我激动的声音都变了,一连串的问题被我一股脑的抛了出来。自从6月份一别,两个多月了,我都没有和她们通过信,而且她们却经历了人生当中最最重要的一次考试,作为她们的哥哥,我不能陪伴在旁边,不能为她们指点迷津,不能为给她们出谋划策,不能为她们加油助威,这一切都由她们独自去应付,独自去承担的,我这个做哥哥的惭愧啊,想到这里,我的眼睛不禁模糊了。
二哥,你放心,家里都好着呢,我和三儿现在就在学校呢,成绩今天已经放榜了。
是吗,那你们都考了多少分啊?
问完这话,我的心头不由得一紧,好像又回到了1994年的那个夏天,曾经等待成绩的那段时光总会隐隐约约的在眼前不时浮现,放佛发生在昨天一样,夏至未至,放榜的时间也越来越近了。
有人说:等待是一种煎熬。尤其是等待一个能够决定前途和命运的结果时,这种煎熬更是倍增,我也未能避免的被卷入到了这场煎熬的漩涡中。
我想用睡觉的方式来把这段时间替换,可是躺在床上,终究是辗转难眠。于是又坐起看书,屁股刚一碰到凳子上,却又如坐针毯似的。
放榜前的那天夜里,我一夜辗转反侧,不知道第二天自己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,虽然心里有数,可是这个时候,那一丝忐忑却被无限的放大了。我早早的就爬起来了,草草吃了几口,就去坐车了,几经辗转,到了学校。
一路上碰到了很多早就已经到了的同学,他们有的欢天喜地,如沐春风,有的闷闷不乐,如丧考妣。那是肯定的,从这一刻起,大家就会分裂成两个世界的人了,有的人进了向往的象牙塔,尽可以规划自己的人生,尽可以抒写自己的梦想,而有的人要么求学之路就此打住,要么收拾行囊再战一年,可是明年的结果会如何,尚是个未知数啊!几家欢喜几家愁,真可谓“起落人生处,莫抒悲喜情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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