铅山祝氏,不比铅山费氏逊色多少,只是祖上没出什么名臣而已。
祝氏祖宅位于石塘镇,什么时候搬来的,已经无法考证了。但是,石塘祝氏的族谱,请来两位名人作序,一个是朱熹,一个是辛弃疾。
石塘祝氏,分出五个大宗,又分出无数小宗,子孙遍布铅山县六个乡镇。
他们掌控制造连四纸的顶尖技术,与迁到石塘镇的费氏宗支联姻。又与许多商人联姻,结成一个“祝氏商帮”,已将商业影响力扩散到福建。
但很奇怪,这个经营造纸业数百年的家族,并没有积极创办书院,只是陆续建了几个私塾而已。
而且,还没有专门的家族藏书楼。
他们似乎更喜欢做生意,子孙能考上秀才就行,若考取举人就更值得庆祝。有了功名,然后买官
“端止兄,小弟小弟唉!”陈立德满脸悲痛。
祝守正好笑道:“在费家受气了?”
陈立德拿出一本鹅湖旬刊:“端止兄请过目。”
“格位论?”
祝守正仔细阅读一遍,顿时赞道:“此论甚好,可称雄也!”
祝家出的士子很多,可进士、举人却没几个。他们更喜欢经商,而商人则需要“人格平等”,赵瀚提出“格位论”,可以说正中祝家的下怀。
陈立德急道:“端止兄,你可知此是谁所写?”
祝守正说道:“自是出自名家大儒之手。”
“这是一个十四岁家奴写的!”陈立德痛心疾首道。
“十四岁的家奴,就能有这般见解?”祝守正吃惊不已,问道,“费氏的家奴?”
陈立德拍案说:“可不正是费氏家奴!”
祝守正顿时冷笑:“这费氏啊,守着河口镇那块宝地,自己也是靠做生意起家,偏偏就不好好做生意。祖上出了几个名臣,还想着一直出名臣?本家子弟考不上,就资助同乡士子,现在居然连家奴都弄去读书。”
“他们想做官想疯了!”陈立德连连附和。
祝家和费家,虽然多次联姻,但两族矛盾越来越大。
一是抢生意,二是争田产,没直接打起来,已经算彼此克制。
陈立德又说:“这个家奴,听闻是北方流民,被那费映环带回铅山。家奴就家奴,竟还落了户籍,以义子身份科举,岂非滑天下之大稽?”
祝守正讥笑道:“简直败坏费氏门风。”
陈立德继续说:“这个家奴,受了费氏如此恩遇,竟不老老实实读书。写章宣扬格位论,他是想做什么?无非记着家奴出身,想真正做主人呢。”
祝守正点头道:“确实如此,狼子野心,昭然若揭。”
陈立德还在继续上眼药:“含珠书院的山长费元禄,非但不阻止,反而为其举行辩会。我怎看得下去?就出头与之辩论。谁知那厮牙尖嘴利,断章取义,歪曲圣贤。费元禄又偏帮于他,我这堂堂的经馆先生,竟被一个童生驳倒了。”
“哈哈哈哈!”
祝守正幸灾乐祸,指着陈立德说:“贤弟啊,你怕是面子丢大了。我就说嘛,好好的含珠书院经师不做,跑来我这石塘镇做私塾蒙师,原来是没脸在河口镇待下去了。”
陈立德苦着脸说:“端止兄,你我相识数十年,又何必如此奚落?”
祝守正再次阅读格位论,说道:“不论如何,这篇章写得不错,道理也讲得很明白。”
陈立德急道:“端止兄,此乃乱国乱家之也!”
“何来此说?”祝守正不解道。
陈立德解释道:“石塘镇数万造纸工匠,有一半都是祝家雇奴。石塘镇无数田亩,至少六成是祝家产业。若格位论传播至此,那些雇奴、佃奴心里怎想?他们会觉得,自己也不低贱。既然不低贱,会不会造反闹事?”
祝守正愕然。
陈立德继续说道:“我可听说,石塘镇的造纸匠,无理都要闹几番。若格位论通行于世,他们再闹事就更有理了!”
祝家主营造纸业,最怕的就是工人闹事,平均两三年就要罢工一次。
特别是几道核心造纸程序,工匠们一个个都精贵得很,不是一年半载就能培养出来的。
别的家奴若敢胡闹,直接打死埋了便可。
这些工匠罢工,祝家真舍不得打。别说打死,就是打坏了,那也等于把自家银子往水里扔。
祝守正再看格位论,顿觉不堪入目,低语道:“果然是乱国乱家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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