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瀚得到案情报告,已经是两个月之后了。
而且,这还只是初步审讯结果,兵部和都督府正在派人二轮调查。
于是内外朝堂,都感受到皇帝的怒火。不是大声咆哮那种愤怒,也不是情绪阴晴不定,而是像即将下雨时,那种昏暗的天空、令人室息的气压。
“陕西的巡检兵,西路和北路都烂掉了。“
御花园里,赵瀚坐在池塘边钓鱼:“从上到下,一起烂掉。有实权的,帮着商贾走私。普通小兵,对正经商贾吃拿卡要。不长眼的走私商贩,货物被没收之后,直接被巡检兵给分掉。烂得这么彻底,我是做梦都想不到的。”
徐颖叹息:“上行下效,人之贪欲就收不住。“
赵瀚说道:“几年前,他们可都是大同将士,是可以舍命杀敌的将士啊!“
全国的巡检兵,基本都是退伍老兵,只有少部分属于就地招募的农兵。这些退伍老兵,伤残的只是少数,大部分都是超过了年龄(35岁),却还没有晋升足够军职而退伍。
一旦遇到紧急情况,全国的巡检兵都能当正规军使用,且他们平时的工资待遇不输给正规军。
徐颖没有接话,他不方便评价军队。
赵瀚却继续说:“李春(李鹄翀)此人,我还有些印象,他是黄顺的妹夫,李家村的一個木匠。我们攻占了黄家镇,李春跟几个村民一起,杀了李家村的劣绅主动来投军。第一次攻打吉安府城,李春就已经是小队长。我们带着太监诈城,李春虽没在我身边,却也带着士兵埋伏策应。以他的资历,要是脑子好使点,早就够资格做师长了。“
徐颖说道:“可惜了。”
赵瀚突然问:“是我太苛待功臣吗?“
“不算苛待。”徐颖说道。
早在赵瀚登基称帝之前,朝廷各部门正式组建,官吏俸禄就已经做出调整。
大同官员的俸禄,约等于大明官员的2倍左右。
俸禄不以银钱来计算,而是按任职地方的米麦官价来算。有时候比市面粮价略低,有时候比市面粮价略高,但整体不会差太远,如此就平衡了各地物价与俸禄的悬殊。
比如两个官员平级,一个在南京做官,一个在贵州做官,他们的俸禄都是多少石,但折算成银子就会出现巨大差异。
若是穷地方的官员心理不平衡,也可以存着官票不花,在贵州当官领到官票之后,回南京去兑换成粮食(或银子)也行—一俸禄以官票形式发放,面额写明了多少斤,在全国的大同银行都可兑现。
大明的正一品官员,月俸为87石。
大同的正一品官员,月俸为280石。以南京的平年粮价计算,每月工资约为
200两银子,这可是一笔不菲的收入(随着白银输入增多,南京的银价已经通货膨胀了。但朝廷稳定银铜比价,造成铜钱购买力上升。仅用铜钱来计算米价,又没出现通货膨胀,小民收入可以得到保障)。
都说宋朝的官员高薪,但宋朝的正一品官员,每月的正工资也才120两。
当然,这玩意儿算起来很复杂,宋代官员还有累加俸禄,正一品最多能拿到
360两。宋代的最高工资,反而是从一品宰相,正工资300两,全额月工资可达900两。
宋代也就宰相是那么高,算到六部尚书时,正工资已跌至60两,全额月工资
180两。
而宋代的末流官员和小吏,在朝廷消减官俸之后,不靠贪污甚至养活自己都难。
赵瀚给全国官吏定的工资,比大明更高,比宋代更低。与此同时,对小官小更更友善,小官小吏们的月薪,比明代和宋代都更高!
不过跟我大清还是不能比,一品总督正工资180两(年收入),养廉银(年收入)给整出16000两就特么离谱。
像刘铭传做台湾巡抚时,每年正工资155两,比大明官员还低,养廉银却高达一万两!
养个屁廉,该贪还得贪,清朝官员最喜欢去四川。
因为清初四川荒无人烟,朝廷为了鼓励开垦,四川的田赋定额最低,一直持续到清朝灭亡。
田赋定额低,就意味着盘剥空间大,清朝官员到四川上任,都是苛捐杂税往死里压榨。在四川做一年官,抵得上在其他地方干好几年。
再说大同朝廷的从龙功臣,不仅赐予土地,而且陆续补上了商业利益。或者是矿山经营权,或者是商业专营执照。为了防止勋臣扰乱商业秩序,一般赐给他们小范围的终端专营执照,比如在某个城市经营一家盐店、烟店。
就像李鹄种,便拿到长安县一家盐店的经营权。名义上只有五十年经营期限,
但这只是便于朝廷掌控,到了年限还可以续期,不犯事又有谁会来收回?
整个西安府城,只有寥寥几家盐店,李鹄占了其中一家,每个月都能躺着赚钱的。而且随着陕西人口增长,省城居民也越来越多,李鹄的盐店收入也会持续增加。
算上田产、俸禄、爵禄、盐店利润,李鹄翀每年的收入,大概在1200两左右。此外,北方冬天有炭火补贴,平时春秋两季会发全套衣服,平时在衙署吃饭也是免费的。随着今后人口增多,他的盐店收入就越高,年收入直接翻倍都很正常。
而且这货还年轻,即便伤残转为巡检官员,但依旧可以继续往上爬,退休时升迁到正三品都有可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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