百年栎木打造的战舰,已经在秋天时正式下水。
第一批战舰共两艘,皆为盖伦船型。一艘650吨,一艘500吨,四桅,加挂横方帆。
盖伦帆船上挂横方帆,这种操作始于三十年前,又被称为“佛盖特帆船”。后来的风帆护卫舰,名字也叫“佛盖特帆船”,但两者并非一回事儿。
另外,甲板上层建筑,在设计时刻意减少,艏楼也变得比一般盖伦船更矮。
这种改变,都是为了让船身更轻,并且降低船体的重心。不但航行时更加灵活,而且不易被暴风雨弄翻。只不过从外观来看,没有改进前高大威武,颜值妥妥的属于减分项。
欧洲也在做这种改进,甚至把前桅后移到艏楼的正上方,如此就让桅杆分布更合理且更有效率。
“好船!”
邝鸿还未登船,就不由赞叹。
邝鸿是邝露的长子,他爹之前担任贵州左布政使,如今已调回南京担任户部左侍郎。
邝鸿本身投效大同朝廷也早,善诗书、音律、骑术、剑法,历史上募兵抗清,战死于广州城东郊。
张岱、刘湘客高升之后,不可能再亲自出使外邦,邝鸿这次被任命为谈判使者,带着荷兰战俘的脑袋前往巴达维亚。
“这两艘船,是荷兰造船师和汉人造船师,一起设计打造出来的,”洪旭笑着介绍,“两帮人差点打起来,汉人造船师死活要用硬帆,后经陛下定夺才使用软帆。汉人造船师,要在船底加梗水木,荷兰造船师不知此物,闹到陛下那里之后,这次是汉人造船师赢了。“
梗水木,就是减摇龙骨,依靠船舶横摇时的流体动力作用,产生稳定力矩来减轻船只摇摆。遇到暴风雨时可以发挥奇效,平时航行也能让船只更稳定。
中国的这种舰船减摇装置,至少比欧洲早七百多年(以出土实物为准),从宋代一直沿用到清朝。而欧洲,一直到18世纪末才发明出来。
大同海军这两艘新舰,结合了东西方海船的优点,并非啥都由荷兰造船师说了算。
邝鸿带人登上战舰,荷兰战俘的脑袋,全部用木匣子装着。
洪旭一边走,一边介绍道:“之前缴获的西班牙船,被命名为‘大同号,现在改为‘台湾号’。这艘最大的新舰,叫做‘广州号’。旁边那艘稍小的新舰,叫做‘福州号。‘广州号上,有大小火炮40余门,最大的一门是六千斤炮。“
邝鸿听得豪气十足:“恃此巨舰,当可扬帆四海!“
邝鸿是广东南海人,从小就见惯了海船。如今自己坐上650吨的广州号,突然不想当文官了,想转为海军大将纵横海洋。
海军舰队,从太仓港出发。
前方有几条小船,牵引指导海军大舰,一路避开浅滩礁石,从长江顺利进入海面。
领航员手里捧着航海罗盘,这玩意儿可以配合《海道针经》使用。
《海道针经》集合了无数中国航海家的心血,从宋代就开始积累。刚开始只记载中国附近海域,直到郑和下西洋,把印度洋那边也记录下来。
郑和的航海资料虽然大部分遗失,但其《海道针经》却有流传,万历年间刊行的《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》,就是一套郑和下西洋的针路簿。
大同海军使用的《海道针经》,搜集整理了大量针路薄,同时还让各省海商贡献自己的航海图。汇总之后,《大同海道针经》刻印,民间海商也能高价购买。
天千、地支、八卦,将航海罗盘分为24等分。
沿用郑和下西洋的针路定位:太仓港口开船,用丹乙针,一更,平吴淞江。用乙卯针,一更,到南汇嘴。
翻译为人话:太仓港起航,沿105度方向行驶,途经十里(有说十二里)到吴淞江。再沿97.5度方向行驶,途经十里,到南汇嘴。
郑和航海的所有路线,全部都有准确定位,比如在南洋海域——
“苏门答腊开船,用干戌针,十二更,船平龙涎屿。四十更,船又用辛酉针。五十更,船见锡兰山。”(从苏门答腊港出发,沿307.5度方向航行,途经120里,可达龙涎屿。继续前进400里,转为
277.5度方向航行,前进500里之后可见锡兰山。)
如此针路定位,堪称古代版傻瓜导航。
当然,海上瞬息万变,一阵风就能吹偏航线,于是还要配合使用“牵星过海术”。
有文献记载的,是明末苏州马怀德收藏了一套牵星板,这套牵星板常被后世赞颂为中国古代航海导航器。但事实上,马怀德的这套牵星板,根本测不出郑和航海图里的星辰高度。
郑和航海图里,动辄星高十四指、十五指,而马怀德的牵星板最多能测算十二指,还得继续增加牵星板数量才行。
郑和使用的,可能是量天尺,又或者叫牵星尺,也可能是加量的牵星板。
而大同海军,直接采用欧洲人的直角仪,其实原理都差不多。而且,直角仪的使用方法,很早就在中国出现了,只不过沈括当时用的是弓弩。
顺着寒流和季风,邝鸿很快抵达广州,在那里补给一番之后,又加入了五艘广州舰队的军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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