应民殿。
内阁和部院大臣齐聚,正在召开御前会议。
已经六十八岁的宋应星,依旧精神矍铄:“算上海外递解的银两,去年的全国岁入,已超过4000万两白银。但除去地方存留和皇室支取,全年净亏83万两,这是开国以来的第一次。”
此言一出,近半大臣都感觉不可思议,咋岁入四千万还财政赤字了?
宋应星随即解释原因:
“第一,北边设立三大都护府,又是扩编军队,又是设立驿站,还要移民、修路和建城,需要大量物资北运”
“第二,便是教。适龄学童越来越多,各地学校不断扩建,虽然提高了地方税收存留,但很多省份依旧不够开支,需要中央朝廷调拨银两”
“第三,海外开拓。海外领土日渐增多,需要设立总督、派遣官吏、调兵驻防。除了吕宋和马六甲,其余海外领土,至今都还在亏钱,巨港勉强收支平衡”
“第四,征讨缅甸。战争筹备好几年,暂编巡检师、铸造火炮、打造船队、调派物资这些都要花钱,从开始筹备到撤军,前后耗费300多万两。这还刚刚开头,那些新占之地,还要派遣官员、驻军移民、铺设官道、建立驿站、修筑城池”
说白了,就是教育经费和扩张开支,吞掉了太多太多财政。
赵瀚笑着说:“诸卿不要忧虑,三大都护府新开张,什么都要砸银子,自然有颇多花费。海外领地,别看现在亏钱,吕宋不就是个好例子吗?再多发展几年,海外领土都是能赚的。至于西南新占之地,二十年时间应该能回本,二十年以后就能给朝廷送银子了。”
历代王朝,开疆拓土,除了收复核心领土之外,边疆地区大部分时候都在赔钱。
因为你得维持官僚和军事系统,还得大搞基础建设驿站、驿道、城池。明朝在朱棣死后,边境全范围收缩,主要就是扛不住财政压力,跟军事没有半毛钱关系。
至于那些海外领地,为啥欧洲殖民者赚钱,大同朝廷却要赔本好几年呢?
第一,中国的殖民政策,对土着压榨得不狠,还算是比较要脸的。甚至还不断开设学校,利用教的力量,试图吸收同化当地土着。
第二,欧洲的新占殖民地,在刚开始的时候,同样得亏钱投入。就拿荷兰占领台南来说,即便把原住民往死里压榨,但也足足亏损了六年,最后借助汉人的力量才扭亏为盈这个所谓盈利,还没计算前期军费和基建开支。
“陛下,”费纯提出自己的建议,“江苏、浙江、福建、广东、江西、四川六省,每年存留的税收都有大量盈余。臣觉得,应当从存留当中扣出一些,去援助那些贫穷的省份,不能全都指望中央朝廷调拨。”
这等于让东部支援西部、南方支援北方。
并不是啥新鲜玩意儿,明朝就经常这样搞,只不过随意性很大,没有真正形成制度。
历史上的清朝,这种模式就形成了制度。
清朝的财政高度集权,甚至不分中央与地方,所以每年的岁入非常高。
清朝一切赋税,州府县能够存留的,甚至还不够自己开销,由布政司来汇总全省钱粮。省里向中央报告情况,中央再请求皇帝决断,对各省的财政做出分配。一部分留在省里存留,一部分往省外递解起运。那些起运的钱粮,输送到中央的叫京饷,支援其他省份的叫协饷。
如此做法,能保证清政府有钱,各省衙门也有钱。但是,各州府县穷得叮当响,地方官若不盘剥百姓,别说自己贪多少,就连正常开支都有缺口。
这就逼得州县官员们,疯狂征收苛捐杂税,一层一层剥老百姓的皮。
到了清代中后期,油水最丰厚的州县职位,几乎全在四川境内。因为其他省份正税太重,州县官员剥不了多少。而四川因为明末被杀空,用低税政策鼓励移民,一直没有再调整过来。于是,四川百姓就相对富裕啊,可以攒着劲儿往死里搜刮,搞得苛捐杂税是正税的好几倍,甚至是十几倍、几十倍!
四川百姓在移民之初,先要抱团跟野兽、天灾搏斗。后来又得齐心协力,跟贪官污吏和军阀周旋。在两百多年的斗争之中,全世界最大的社团组织哥老会就形成了。到了民国,70的四川人都是袍哥,就连乡下的大姑娘小媳妇,也极有可能属于哥老会成员。
大同新朝目前的财政,直接按比例交给中央,同时按比例留在地方。搞得富裕省份有大量盈余,穷困省份却入不敷出,中央得不断投钱救济穷省。
“这个法子,有谁反对?”赵瀚问道。
无人说话。
内阁和部院官员,很多都来自这六个省。但他们不敢为老家争取利益,因为一个不好,就容易弄巧成拙。
大明的前车之鉴,让众人都心有余季。
都说什么明朝有江南士绅集团,官商勾结左右政策,坑害北方百姓,让江南少交税。但真实的情况是,江南的赋税最重,张居正改革的直接诱因,便是江南百姓扛不住了。
眼前这些官员如果敢乱说话,万一逼得皇帝又在南方收重税咋办?
赵瀚扫视众臣:“既然无人反对,那你们就下去商议,每年该在这六省的赋税存留里抽多少。”
炫书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