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考古发现来看，对周边国家的分封，南方诸王采用蛇钮，北方诸王用羊钮，西北诸王用驼钮，均与其所在地区的特产相关；而对国内刘姓诸王，则采用龟钮。
纪仲庆，当年的考古团队领导者，至今清晰记得他们在那座宏大的陵墓内发掘出众多珍贵文物的情景。当中有一盏雁足铜灯，其底部边缘铸刻着“山阳邸铜雁足长镫建武廿八年造比十二”的铭文。
根据《后汉书》及其他史籍记录，东汉光武帝刘秀之子刘荆，在建武十七年受封为山阳王，至汉明帝永平元年改封为广陵王。雁足灯及金印上的镌刻文字，无可辩驳地指向刘荆即是该墓的主人。
“广陵王玺，这是迄今为止唯一发现的属于汉代刘氏诸侯王的印玺，它的存在，足以一举破解困扰人们近两个世纪的关于倭国‘汉委奴国王’金印真实性的疑云。”庄正凯忽然发声惊叹。
“何为‘汉委奴国王’金印？”在场众人纷纷陷入沉思，心中暗自赞同，唯有范静雯满脸困惑地向方天投去了询问的目光。
“1784年，倭国一位武士在疏浚田间水渠时偶然挖出了一个方形金印，其上装饰蛇钮，印面阴刻篆书‘汉委奴国王’五字。对照《后汉书·东夷传》记载，建武中元二年，倭奴国遣使进贡并拜谒朝廷，光武帝赐予印绶，故此金印极有可能便是那次记载中所赐之物。而在清朝末期维新运动中，出使倭国的宪光绪三年曾目睹此印，并赋诗一首：‘博览群书开千室，观之如宝山回游。摩挲古物惊奇事，亲睹委奴汉印留。’此诗所言正是这枚汉委奴国王金印。”
然而，对此观点持有异议者众多，其中最主要的论点便是私印说，认为金印并非汉朝所赐，而是委奴国王私自铸造的“私印”，甚至猜测可能是甚兵卫等人精心策划的骗局，是江户时代伪造的产物。这两种观点争执不下已有近两百年。如今广陵王玺现世，其大小、重量、纹饰、雕刻技法和字体，均与汉委奴国王金印极为相似，两者相隔仅一年，显见两枚金印应出自同一匠人之手。这就极大地强化了前者——即金印乃汉朝所赐的观点。
方天耐心详尽地为范静雯科普了相关背景知识。范静雯听罢，立即嗤之以鼻：“第二种说法简直是荒唐至极，睁眼说瞎话。倭国当时尚处于原始社会阶段，弹丸之地分裂成百个部落，还未形成文字，又怎可能具备制造金印并在上面镌刻古汉字的能力？”
其他人微笑回应，庄正凯淡然表示：“话虽如此，但真正能令第二种说法的支持者信服的，还需确凿的证据。以往仅凭古籍记载，难免有人质疑，而现在广陵王玺的出土，便使得这些声音无法再起波澜。”
“确实如此，广陵王玺不仅在中国文明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，其艺术价值亦堪称汉代鼎盛时期的代表之作，可视作鉴定文物年代的标准器具。印文虽属篆书范畴，却明显带有隶书韵味，转角和收笔规整方正，笔画苍老古拙，庄重稳健。此外，汉代诸侯王的印章，在尺寸、重量及形态等方面均有严格的定制，广陵王玺的出土恰好印证了文献记载。同时，它对于确认‘汉委奴国王’印的真实性，以及作为中日早期交往的实物证据，起到了证实历史、补充史料的作用，其历史价值堪称世界级瑰宝。这样的国宝，其价值不可估量，即便置于国家级博物馆中，也无疑是顶级国宝级别的存在。”席芳深表赞同。
提及沈从文对金器的独特热衷，正是这份执着使得广陵王金印这样的国之瑰宝得以逃脱厄运，重现世间。“单凭这一点，他确实做了一件有益之事。”方天感慨万分，引来众人一致的赞叹与震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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